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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丨一个百岁老地下党员的回忆(一)

发布日期:2019年05月22日

薛蔚芳(口述)  王坚忍  陈献珠(整理)

口述者简介

薛蔚芳,江苏昆山人,1919年6月生,1940年8月入党。参加革命工作后在上海南通学院纺织系、上海怀幼院、中纺三厂等单位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建国后,历任华东纺织管理局人事处科员、副科长,上海纺织工业局科长,上海真如中学党支部书记、副校长,上海渔轮修造厂监委副书记、技校副校长。1982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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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入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当时我的父亲在苏州邮政局谋生。11月,日军占领了苏州,我们全家开始逃难。先到镇江,再到扬州,自扬州从水路一路颠簸到上海。1938年,我父亲在苏州河北岸,虹口公共租界的邮政总局找到了工作,全家在上海安顿下来。当年9月,我进入了上海名校务本女中(解放后称市二女中,今市二中学),其时已改名为怀久女中,抗战胜利后恢复原名。这一年,我18岁。

当年的怀久女中,分南、北两校。我就读的北校师范科,位于公共租界威海卫路(今威海路)的一座过街楼上;南校高中普通科,校舍在法租界贝当路(今衡山路),一幢花园洋房里。别看我们北校地方不大,当时师生中间就有地下党员10余人。

在北校读书的课余,我读了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一次,读了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描写芝加哥大型屠宰场,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压榨的长篇小说《屠场》后,我写了一篇作文,表达了对工人阶级的深切同情,和对资本主义黑暗的认识。语文课上,老师朗读了这篇作文,引起了我班党支部的注意。某天,徐秀凤同学找我,问我,你愿意出来工作吗?我说,什么工作?她说,抗日救亡工作。一听到抗日二字,我当即坚决回答,当然愿意。接着,她介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学协”(“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的简称)。

在“学协”的组织领导下,我第一次读了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第一次跟同志们哼唱“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此后,“学协”安排我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上街宣传抗日救国,为前方将士募捐,并到工人夜校去讲课,看到工友们在劳累一天后,晚上还要听课,他们的勤奋好学深深地教育了我。

我们怀久女校北校的进步力量强,引起了汪伪极斯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特务机构的注意,我校训育主任金光楣,就是76号魔窟派出的特务,她在各班安插爪牙,刺探进步学生的活动情报,导致我校数位进步学生被捕。我班一个貌似老实的女生顾琴芳,就是金光楣派来的暗中监视我们的爪牙。我班“学协”成员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驱逐顾琴芳活动。接连在班会上揭露她的特务身份和丑恶行径,使她在班级里无立足之地,最后灰溜溜地退学了。接着,怀久女校北校各班女生在地下党的统一领导下,全校罢课,与校方交涉,要求撤销金光楣的训育主任职务。我班还编了“狐狸精”的活报剧,揭穿她充当日本人的鹰犬,卖国求荣的汉奸嘴脸,演出效果特别好。经过10多天的罢课,校方让步,撤换了金光楣的职务。

1940年7月,我在怀久女中北校即将毕业前,“学协”领导林其敏找我谈话,说他和另一位同志想介绍我入党。过了一天,林其敏高兴地对我说,党要求你回答几个问题。他当即从长衫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几道问题,至今我记得其中的一题为“试述帝国主义的实质”。他要求我抓紧写好,过几天他会来拿。

8月,林其敏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上级已经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地下交通站

1939年,我最先租住的石库门亭子间,是在法租界的劳勃生路(今顺昌路)。这个亭子间,8平方米,朝北,位于一楼楼梯至二楼楼梯的拐弯处,也就是在一楼与二楼的半中间,亭子间下头是灶披间(多家合用的厨房),上头晒台。夏天上面烈日暴晒,下面煤球炉子热气腾腾,人像蹲在蒸笼里;冬天北风凛冽,玻璃窗外结着一层冰霜,晚上睡在床上,棉被不挡寒,经常半夜被冻醒。抗战开始后,上海沦为“孤岛”,被日寇占领的南市、闸北等华界难民纷纷涌入租界。房东乘机对我提出加房租。我一个穷学生,哪来多余的钱呢,只有搬家了。

1940年,我搬家后,我又在公共租界,苏州河畔的新闸路与泥城桥相交处,租了一间石库门亭子间。这个亭子间的条件,与顺昌路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生活再艰苦,我也能忍受。我租下房不久,由于这个亭子间位于弄堂深处,人烟稠密之地,交通便捷和易于隐蔽,地下党在此设立了一个地下交通站。我作为交通员,主要任务一是接送一批又一批的爱国青年奔赴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二是地下党负责人在这里开会议时望风;三是各种情报的接送和转发。

会议一般安排在夜晚。趁夜色的掩护,同志们先后来到亭子间,我则站在弄堂口昏黄的路灯下守望。每当夜深人静,回望我那间朝北的小亭子间里,一灯如豆,但在我眼中,却是一颗黑夜里最明亮的星星。霎时间,狭窄的弄堂口变得宽广起来,眼前一片光明。

每逢有情报从我所在的亭子间转送出去,我就站在窗口目送他们的背影远去,我心里默念着,亲爱的同志,一路上风波险恶,小心再小心,顺利完成任务。

当时,日本人在南市、闸北等华界驻军,持“中立态度”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为英美和法国管控。为捕捉租界里的抗日志士,日伪想出了一条毒计,即“抄靶子”——他们在租界的交通要道搞突然袭击,拉起一道长长的铁丝网,中间留一个小口子,铁丝网外,几个日本宪兵端着插上雪亮刺刀的三八大盖,身后为“汪汪”乱吠的高大的狼狗,汪伪军警分成两排,只有一个人的出口,对每一个过路行人进行搜身后,才可放行。而公共租界(英美)、法国租界当局,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可奈何。

一次,我们的一位女同志骑自行车送党内机密文件,稍远处就看到了前面路口拦起的铁丝网。此时她进退两难,就在她骑车行进的马路上街沿两侧,密布汪伪特务,他们装扮着卖香烟的、卖报纸的、卖大饼油条的等等,边吆喝,边溜眼观察行人。如果你神色慌张,或者调头往后走,特务马上一拥而上抓住你,2个特务挟持着你上黄包车,早就停在路边的黄包车车夫也是特务伪装的,当即拉着车一路飞奔,把你送到极斯菲尔路76号汪伪特务机关魔窟。

危难关头,女同志抬头看到前面右侧有一修车行,她急中生智,故意拉下车链条,装着掉链子了,扛起车走几步后转进修车行,巧妙地躲过了“抄靶子”。

当时的24路无轨电车,从西康路大字自鸣钟开往老西门,行驶过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时,以爱多利亚(今延安中路)为界,北面为公共租界,南面为法租界,故24路电车由英商电车公司和法商电车公司分管,“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当电车由北朝南,即将驰近延安中路时,没有站头,但英商电车公司的售票员随即在附近的陕西北路下车,24路继续开过去,至延安路南头,法商电车公司的售票员上车。

某次,我们一位同志送党内文件至另一个交通站,步行到陕西北路将至延安路时,发现延安路口正在架着铁丝网。恰巧一部24路电车停下来,他灵机一动,趁英商售票员下车,车门尚未关上时的一刹那,飞一般闪进车厢。随车驶过延安路,利用规则,逃过一劫。

“抄靶子”有时也会抄到电车上来。这一次,一辆正在行驶中的24路电车,突然被几个全副武装的日伪军警拦下,喝令开门后,如虎似狼般地一拥而上。他们在乘客中挤来挤去,对他们认为可疑的乘客,叫他举起双手,对他们上上下下搜身。这节车厢上有我们的一位同志,组织上交给他一把小手枪,要他送到指定地点,小手枪藏在一盒小巧玲珑的糖果铁盒里。怎么办?此时,英商公司雇佣的中国年轻的女售票员,正穿过人群中叫乘客买票,一个念头犹如电光石火掠过他的脑海,等售票员来到他身边,他当即顺手将糖果盒塞进女售票员装票款的帆布背包里。那位女售票员先是一愣,随即会意地向他眨了一下眼睛,然后若无其事,脆生生地叫道,买票买票啊。一无所获的日伪军警悻悻然下车。我们的同志走到女售票专座前,取回了糖果盒。两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但意思很明确的,抗日,是我们中国人的共同意愿。

仿佛心有灵犀,每当我的战友过封锁线时,我总为他们捏一把汗。直到得知他们安然的消息,才放下心来。战友心连心啊。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战友自豪,凭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日伪的仇恨,机智勇敢地闯龙潭虎穴,化险为夷,不辱使命,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